西迁馆拾光

七月的西安交通大学校园，梧桐正盛，蝉鸣从浓密的枝叶间倾泻而下，阳光将西迁博物馆的青砖墙晒得微微发烫。我独自走进这座馆舍，如同赴一场跨越岁月的约定。

展厅里很安静，只有空调低微的嗡鸣。一张泛黄的乘车证静静躺在展柜里，印着“1956年，上海→西安”的字样。那年的交大员工，大概和现在的我年纪相仿，却要告别十里洋场的霓虹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。他们不是不留恋江南故土，也难忘黄浦江的晚风、弄堂市井的烟火，牵挂家中鬓发渐白的父母，但国家的召唤响在耳畔，便“打起背包就出发”。橱窗里一件补了又补的棉衣，一本翻烂了的讲义，一只老旧的罗盘，隔着七十年的光阴，依然能让人触到那份朴素与决绝。

望着这些展品，我不由得想起陕西省煤田地质局一八六队老一辈地质工作者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他们何尝不是从条件相对优越的城市，走向人迹罕至的戈壁与深山。那时候没有西迁专列，只有颠簸的卡车和驴驮马运；没有宽敞的办公室，只有露天的“课堂”和一张张手绘的地质图。我曾在单位档案室见过一张老照片：数名地质队员戴着草帽，在野外支起帐篷，面前摊开一张地形图，神情专注。那份笃定坚毅的目光，与西迁馆里记录的交大先辈如出一辙。

走到“致远”展厅，交大如今在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的发展令我感慨。这也让我联想到煤田地质行业的转型：从传统钻探到绿色勘查，从资源保障到生态修复，走的也是一条“致远”的路。“西迁精神”的核心是爱国主义，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。这句话落实到我们地勘人的岗位上，便是国家需要什么矿产就去找什么，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就去学什么、钻什么。

展厅一角陈列着一封西迁教授的家书。信末写道：“此去千里，不为名利，但求无愧于心。”短短十几个字，让我驻足良久。地质工作常年奔走野外，风餐露宿是常态，说没有动摇过是假的。可每次从野外回来，看着提交的报告变成巷道里的支撑、化作万家供暖的炉火，又会觉得一切都值了。

走出博物馆，阳光依然炽烈，蝉声愈发响亮。我坐在树荫下的石阶上，想起在甘肃山丹县的帐篷里，夜里听得见祁连山呼啸而过的长风。而七十年前，西迁的交大人初到西安时，住的可是四面透风的草棚大礼堂，连板房都不如。相较先辈，我们这一代地勘人已经幸运得多了。

西迁，早已不只是交大人的故事。踏遍一处处矿区，求索一项项技术，地质人的脚步也从未停歇。那一代人以青春与抉择镌刻下的精神印记，深深烙印在后辈心底，历久弥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