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文风的本质是改作风

近段时间以来，党中央连续发文号召改文风，把文风问题作为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加以革除。中国共产党对文风的重视由来已久，早在延安时期，毛泽东同志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“党八股”。党的十八大以后，党中央多次对改文风提出要求，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“文风不是小事”，把反对“长、空、假”，倡导“短、实、新”的文风作为改进文风的方向，要求领导干部说话、写文章直奔主题、言之有物、言简意赅。

文风为何如此重要？因为文字反映的是思想，思想推动甚至改变时代。文者，贯道之器也。文章合为时而著，先秦文学的文质意显，魏晋文学的个人觉醒，唐诗的自信包容，宋代散文的观照现实，都是时代特征在文学上的投射。对文风的重视古人尤甚，唐代韩愈、柳宗元发起“古文运动”，对六朝以来流行的骈体文只讲形式、不求内容的文风进行抨击，倡导文章要“文道合一，以道为主；立足通变，贵在创新；文从字顺，气盛言宜”，强调文章要创新表达方式，解决实际问题。唐宋八大家引领着散文摆脱格式的窠臼，走进一个题材丰富、视角独到、观点明确、义理兼备的广阔境界。这些文章援古论今、辅政建言，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治理，推动宋代形成开明包容的政治氛围。到了近代，李大钊、陈独秀、鲁迅、胡适等文化领袖发起“新文化运动”，倡导白话文，用直白易懂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，起到了提高国民素质，启蒙国民思想，推动民众觉醒的作用。

文风之弊有何害？文风问题有不同的表现，一曰浮夸，二曰虚假，三曰空洞，四曰陈旧。浮夸与虚假者，有的是为博人眼球，有的是为混淆视听，有的是为投机取巧，从而捞取资本谋取私利。空洞与陈旧者，为的是掩饰内核的空虚，背后隐藏的其实是浮于表面、懒于思考。这些文风表现虽异，坏处却同，使大众被愚弄，真相被掩盖，问题被搁置。这样的文风如果在党内肆虐，则会使党员干部形成不实事求是、不尊重客观规律的作风，使脚踏实地的基层调研变成高高在上的说教，使解决问题的实干变成自我作秀的口嗨，拉远了党群的关系，影响了党的形象。

好文风要怎样炼成？笔者认为文风是表现，作风是实质，转文风的关键是改作风。首先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。好文章的基本要求是言之有物，要想把事说清楚，必须把问题看清楚，把思路理清楚，只有心中有数，才能把话说明白。认识有多深，呈现就有多深。而看清楚、理清楚的过程，就是扎扎实实调查研究、开展工作的过程。只有走出去、扎下去、沉下心，真正去深入了解一件事情，双脚踩在泥土里，文章才能一针见血。1927年，毛泽东用时32天，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、湘乡、衡山、醴陵、长沙等5县12乡的农民运动，行程700多公里。在大量的实地走访、听取汇报、开调查会后，他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一手材料，撰写了著名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抗战期间辗转云南调研，又到美国、英国，后返回清华任教，十年间，他把对传统中国的思考放到更大的空间、更长的时间，将长期实地调查和理论积淀凝结，形成了《乡土中国》这部社会学重要著作。

要有敢为人先的作风。好文章要引领时代，开风气之先，在混沌中使人振聋发聩。这就要求作者能见人所未见，识人所未识。只有胸中有丘壑，眼里存山河，才能笔下有乾坤。上世纪60年代，邓小平写出《全党讲大局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》，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，使混乱的社会秩序得以拨云见日。在中国经济因追求规模造成一系列资源、环境问题时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，就提出“宁肯不要钱，也不要污染，严格防止污染搬家、污染下乡”，在福建宁德提出“靠山吃山唱山歌，靠海吃海念海经”，在浙江提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，并将他的论述系统化，写成一系列文章，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。

要有人民至上的作风。好文章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，有真情实感才能打动人，而情感的流露，必须有以人为本的理念、悲天悯人的情怀、换位思考的共情、把握本质的能力，要有普通人的常情常感。柳宗元提出，“吏者，民役也。”被贬永州时期，他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，在《捕蛇者说》中发出“苛政猛于虎”的疾呼。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中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嗟叹何以感动国人千年，正是其中先人后己、舍我其谁、忧国忧民的悲悯与担当。范仲淹不是嘴上功夫，宋仁宗朝他担任参知政事，主导了北宋庆历新政，虽然最终失败，但是他始终言行一致，以天下为己任，这使他的文字穿越岁月直击人心。回顾近年来一些公共舆情事件，有的正是由于领导干部缺乏换位思考和共情能力造成，闹出“何不食肉糜”的笑话。归根结底，是没有眼睛向下，真正把自己融入百姓中。早在2016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就发文要求在政务舆情中，涉事责任单位不能遮掩躲藏，要实事求是、言之有据、有的放矢，避免自说自话。言为心声，无论是说话还是写文章，体现的都是作风，只有以民生视角去真诚交流，才能达到沟通的目的。

愿转文风不是停留在表面，而是成为扎扎实实的作风之变。